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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受聘我校兼职教授并做精彩学术讲座

作者:未知 发布会员:admin 版权:原创 发表日期:2010-11-26 阅读:1740

    2010年11月23日下午,劝学楼A115室座无虚席。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先生兼职教授聘任仪式在这里举行,高玉葆校长向何勤华教授颁发了聘书并为何教授佩戴我校校徽。
    随后,何勤华教授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新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法治建设》的学术报告。何教授选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10件重大历史事件,进而分析其中的法律问题以及对中国法治建设与发展的影响。
    第一,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1949年中共中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规定人民司法工作应以人民的法律为依据,在没有法律之前以共产党的政策、纲领为依据,在没有前者的情况下以解放区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可见,当时法律法规的位阶是在党的政策之下的。“两个蔑视和批判”是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主要原因。2003年开始,有学者对《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进行批判和反思,并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进行论证。何勤华教授认为,废除六法全书不是王明的个人行为,是我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的主张。
    第二,1952年的司法改革。我当虽然做出了废除六法全书的决定,但是限于当时的形势,还保留了国民党旧司法人员。但这些司法人员在审判过程中存在包庇犯人、重刑轻判、强奸女嫌疑人等违法行为,于是中央决定在思想上和队伍上进行改革。在思想上,清除旧法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等),在队伍上,清除旧法人员。这一历史事件与废除六法全书是相联系的,前者是在事务上的清除,后者是在理论上的清除。
    第三,院系调整。国民党时期留下的法律院系有53所,1952年国家对法律院系进行了调整。许多法律院系被撤销,大批法学教授被迫走下讲台,这也导致了大量优秀法律人才的流失。
    第四,苏联法全面进入中国。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废除,为苏联法和法学全面进军中国留出了巨大的空间。在这一“全盘苏化”的潮流中,首先出现的事件,就是聘请苏联法学专家来华指导中国政府立法、承担法律教育任务以培养中国法律人才(尤其是师资队伍)。与聘请苏联专家同步,中国向苏联派遣了多批法科留学生。苏联法全面进军中国的第三个事件,就是苏联法学著作和法学教材的大批涌入。自1952年至1956年,我国共引进、翻译、出版了400余种苏联的法学教材和著作,以及一批教学大纲。通过以上三个事件,苏联法和法学被全面移植进入中国。之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股移植浪潮开始慢慢消退。但是,苏联法的影响被保留了下来。我们的法学教育的体制和内容,法学教育的组织机构,以及我们的法理学、经济法学、刑法学理论研究,等等,直至目前仍然保留着苏联法和法学的巨大影响。
    第五,1954年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将许多法律工作者打成右派,我们应深刻吸取“反右”运动的教训。
    第六,大跃进。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国进入了“大跃进”时代。“大跃进”不仅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重大损失,而且对新中国法和法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一方面,在政法战线,也出现了许多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包括教育规律)的口号和做法。另一方面,“大跃进”的理想(目的)是要“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执行法律的法院和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因此,“大跃进”的过程,就是一个消灭国家、消灭法律(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在政法领域,就出现了法律虚无主义的现象。
    第七,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爆发至1976年10月结束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也是中国法和法学发展史上的一场灭顶式灾难。另一方面,执法工作也遭摧残。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下,1968年12月全国的检察院被全部撤消,法院也停止了工作,只有公安局还在勉强运转。此外,法律教育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全国的政法院系除了西南政法学院和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的两所法律系尚未被撤消(但也已经停止招生,校舍等被许多外单位所占用,已经不成了大学的样子)之外,其他所有的政法院系都被解散,法律人才的培养被终止了。
    第八,审判林彪“四人帮”。审判林彪“四人帮”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向世界宣告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法律体系不仅是法律规范,也是理性的法、体现正义的法、体现“自然法”理念的法。
    第九,中南海讲课。1994年12月9日,时任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主任的曹建明教授,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政治局领导讲授了一堂题为“国际商贸法律制度与关贸总协定”的法制课,由此,拉开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学习法律知识、努力依法行政的序幕。自那时以来,中央政治局每年都要举办一至两次法制讲座,并逐渐形成了制度。党中央政治局定期举办法制讲座,与法学专家共商依法治国的方针大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一方面,它可以使我们党广泛吸纳全国法学专家的智慧;另一方面,中南海的法制讲座也带动了全国上下的学法和普法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学法用法的行动,迅速影响了各级党政干部,一时各级机关、各个行业、各个层次的法制讲座此起彼伏,并逐步形成为制度,从而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学习法律、尊重法律、运用法律治理各项事业的氛围,为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法律意识,构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基本方略的提出和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基本方略的提出和确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成就。法治,原本是西方法律文明的历史遗产,它的核心价值在于避免了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人的主观随意性和情感因素的干扰,体现了民主、平等、公正的政治理念,有利于调动全体民众的工作积极性,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何勤华教授最后总结道,中国的法治建设走到今天实属不易,是历代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我国法治实践中还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法学教育、法治建设的发展很乐观,希望同学们珍惜在法学院学习的时光。
    我院彭炳金教授对何勤华教授的讲座进行了点评,认为何教授对新中国法制史的介绍使我们受益匪浅。也希望同学们学习何教授治学严谨的精神,并“以史为鉴”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注现实,使法律史的研究为现实服务。最后,同学们与何教授进行了互动,何教授耐心地回答了每位同学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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