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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迁中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作者:z 发布会员:张培尧 版权:原创 发表日期:2013-8-2 阅读:3231

历史变迁中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代序
周友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上传时间:2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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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制定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Allgemeines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简称ABGB)颁布于1811年6月1日,并于1812年1月1日生效。 [5]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自然法的法典编纂过程中,《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和《普鲁士一般邦法》(ALR)一起成为三大经典的私法法典。
      (一)制定民法典的原因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制定可以追溯到1753年,其起点是当时的女皇特蕾西娅(Maria Theresia)任命了一个“宫廷汇编委员会”(Kompilationshofkommission),进行民法典起草的准备工作。 [6]而促使女皇进行这一任命的直接起因是一份主张实现法律统一的匿名呈文。 [7]
      但深究起来,制定《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奥地利的政治改革。正如美国学者艾沦·沃森所言,“对于法典编纂而言,政治因素必定是重要的,当法典问世之时,也必定有适当的政治环境。” [8]当时,奥地利在与普鲁士的七年战争中失败,为了巩固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女皇特蕾西亚锐意进行改革。其首先进行深刻的行政改革,以努力使奥地利继承的领土合并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此进程中的一大障碍是奥地利君主国的诸多邦域中形形色色、含混杂乱的法律。 [9]在此背景下,制定统一的民法典自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二,自然法思想和开明专制思想的结合。在18世纪出现了自然法思想,其晚期发展阶段是理性法思想,同时也出现了开明专制的思想。这两者的结合,就要求法的安定性和法的平等性。所以,当时的人们认为,国家的任务是理解现行有效的法律,并将其法典化。 [10]其三,法律的统一和完善。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颁行之前,在奥地利的不同地区适用不同的法律。而且,各个地区的法律也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 [11]通过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可以解决法律不统一和法源多样化的问题, [12]同时,也可以实现完善法律的目标。
      (二)制定民法典的三个阶段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制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自1753年任命“宫廷汇编委员会”开始,到1811年6月1日得到皇帝的批准,经历了58年的时间。 [13]按照奥地利学者Rainer教授的看法,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4]
      1,第一阶段:自特雷西娅女皇任命“汇编委员会”至约瑟夫二世(Josef Ⅱ)去世
      1749年,特雷西娅政府决定,在维也纳设立最高司法厅(Justizstelle,今最高法院的前身),目的就是要统一全国的司法实践。而司法统一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于1753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筛选所有的实体法,并为未来的共同性的立法提供建议。所以,该委员会也被称为“宫廷汇编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成员是阿佐尼(Josef Azzoni)和霍尔葛(Josef Ferdinand Holger)。直到1766年,该委员会才提交了其八卷本的成果,随即被称为《特雷西娅法典》(Kodex Theresianus)。 [15]这一法典被交给考尼茨亲王(Kaunitz)领导的国务委员会(Staatsrat)审议,在审议过程中,批评的意见占了上风,使得其并没有生效。 [16]对于该法典的主要批评包括:该法典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过于广泛,法典带有教科书风格,而且,过于强烈地受到罗马法的影响。 [17]于是,女皇要求委员会对该法典进行修改,主要是压缩和简化,并任命一名高官豪尔滕(Bernhar Horten)为委员会的新负责人。 [18]
      在豪尔滕的领导下,该委员会于1776年最终完成了一部草案,因为豪尔滕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其被称为《豪尔滕草案》(Entwurf Horten)。 [19]1786年11月1日,豪尔滕草案的人法部分作为《约瑟夫法典》(Josephinisches Gesetzbuch)被颁行。 [20]该法典原则上以个人的自然的自由为基础,而且强调保护市民的自由免受公权力的侵害,可以说具有类似于宪法的性质。 [21]
      因为约瑟夫二世忙于其他事务(如刑法的制定等),导致民法典的起草工作陷入停顿。 [22]不过,约瑟夫二世在位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也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最后颁行奠定了基础。1781年,其废除了农奴制;1781年,其颁布了《宽容令》(Toleranzpatent),明确了宗教的差异不应当影响私权利;1783年,其颁布了《继承令》(Erbfolgepatent),规定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地区适用同样的法定继承规则;1783年的《婚姻令》(Ehepatent),则将原来归教会的婚姻立法权和婚姻诉讼管辖权收归国家;而1786年的《约瑟夫法典》则保证了人民的自由和平等。 [23]
      2,第二阶段:自利奥波德二世任命法律事务宫廷委员会至《西嘎利茨恩民法典》生效
      1790年,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即位,进入了《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制定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同年,利奥波德二世任命了新的委员会,即法律事务的宫廷委员会(Hofkommission in Gesetzsachen),以马蒂尼教授(Karl Anton von Martini)为主席。 [24]马蒂尼是维也纳大学一位著名的自然法学者, [25]在豪尔滕负责的委员会之中其就是成员之一。虽然利奥波德二世不幸于1792年过早辞世,马蒂尼还是坚持完成了其工作。1794年,马蒂尼完成了民法典草案的第一部分。在其学生魁斯(Franz Georg von Keeß)的帮助下,于1796年完成全部草案,被称为“马蒂尼草案”(Entwurf Martini)。 [26]这部草案首次在很大范围内考虑到理性法的理论及其要求, [27]而且,在较大程度上受到《普鲁士一般邦法》的影响。 [28]
      随后,《马蒂尼草案》在略加修改以后试验性地先在奥地利的两个地区颁行。 [29]1797年2月13日,被西嘎利茨恩(Westgalizien)采用,成为正式的法律;同年9月18日,其又被东嘎利茨恩(Ostgalizien)采用,成为正式的法律。 [30]在这两个地区适用的法典,被称为《西嘎利茨恩法典》(WGGB),同时于1798年1月1日生效。 [31]而随着《西嘎利茨恩法典》的生效,《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制定的第二阶段宣告结束。 [32]
      3,第三阶段:自《原始草案》(Urentwurf)的征求意见至《奥地利普通民法典》被皇帝批准
      《西嘎利茨恩法典》在帝国的部分地区生效以后,政府并没有努力将其进一步引入全国,而是要求法律事务的宫廷委员会重新讨论该草案,以制定统一的民法典。《马蒂尼草案》(或者说是《西嘎利茨恩法典》)作为《原始草案》,成为讨论的基础。 [33]蔡勒(Franz von Zeiler)是新委员会的负责人,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包括哈恩(Haan)和索能菲尔斯(Sonnenfels), [34]而马蒂尼则因为年龄原因没有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蔡勒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作为马蒂尼的学生和后继者,他也是自然法的追随者。 [35]
      《原始草案》首先被寄送给十四个机构征求意见,包括高级法院、各个地方的行政当局以及奥地利当时的四个大学的法律系,即维也纳大学、因斯布鲁克大学、布拉格大学和弗赖堡大学。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委员会的工作自1801年才真正开始。在前述机构所提意见的基础上,开始了法典的三读。 [36]在三读的过程中,蔡勒承担了主要的工作。1811年6月1日,《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由皇帝批准,在奥地利所辖的所有地区颁行,并于1812年1月1日起生效。 [37]
      (三)《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体例和基本内容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共1502条,比此前颁布的《普鲁士一般邦法》和《法国民法典》都要简短。这种简洁也是法典编纂者公诸世人的一种追求。 [38]从总体结构来看,法典包括如下四个部分:
      序编“民法的一般规则”,包括:民法的定义、法律生效时间(包括溯及力)、法律的解释、法律规范的其他形式等内容。
      第一编“人法”,主要包括人的权利、婚姻法、父母子女关系、收养、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监督和保护等。
      第三编“财产法”,又分为两个分编:第一分编“物权”和第二分编“对人的财产权”。在第一分编“物权”中规定了占有、所有权、担保物权、役权、继承法和共有制度。而在第二分编“对人的财产权”中规定了合同的一般规则、有名合同(包括赠与合同、保管合同、使用借贷合同、消费借贷合同、委托合同、互易合同、买卖合同、租赁合同与永佃合同、雇佣合同与承揽合同、合伙合同、婚姻协议、射幸合同)和损害赔偿法。
      第四编“人法和财产法的共同规定”,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权利义务的强化(包括保证、设立担保物权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的变更(包括债的更新、和解合同、债权转让、债务承担)、权利和义务的消灭(包括债的履行、债的抵销、债的抛弃、债的混同等)和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
      从总体上来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采纳了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体系, [39]只不过将盖尤斯的人、物和诉讼的三编,修改为人法、财产法、人法和财产法的共同规定,又增加了一个序编。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颁布之时,其是非常现代和前瞻性的法律。 [40]在外部结构和技术构造方面,其颇为清晰了然和现代化,胜似《普鲁士一般邦法》。 [41]而在思想内容方面,虽然该法典颁布于封建帝制时代,但是,其以自然法的思想为指导,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其不仅确立了天赋人权的思想,而且,明确地、有预见性地确立了个人自由和市民平等的原则。 [42]
      (四)马蒂尼和蔡勒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马蒂尼和他的学生蔡勒一同被视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创始人。 [43]这主要是因为两者在这一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巨大贡献,不过,奥地利学者的最新研究认为,马蒂尼的贡献更大,应当被称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父”。
      在豪尔滕领导的委员会中,马蒂尼就已经是其成员之一,后来,其又独自完成了《马蒂尼草案》,这一草案成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原始草案》。从内容上来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马蒂尼。可以说,正是马蒂尼在法典编纂方面的长期努力,为后来《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奠定了高质量的、高价值的基础。有学者甚至认为,从数量的角度来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条文来自于马蒂尼;而从质量的角度来看,几乎该法典的所有关键之点都来自马蒂尼。 [44]虽然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马蒂尼之前的法典制定参与者的贡献,但也说明了马蒂尼个人贡献的受认可程度。具体来说,马蒂尼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在思想内容方面。马蒂尼是自然法学者,因此,其起草的《马蒂尼草案》深受自然法(包括理性法)的影响。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最后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7条和第16条,第7条确立了法官可以依据“自然的法律原则”进行漏洞填补,而第16条则确立了自然人都可以因理性而获得天赋的权利。 [45]
      其二,在立法技术方面。马蒂尼认为,在立法过程中,规范的适当一般化和规范的适当具体化的意义,并放弃了《普鲁士一般邦法》中决疑论的做法。因此,他被认为是现代的、“一般化”立法技术的开创者。 [46]
      其三,在法律解释方面。马蒂尼是现代的法律漏洞填补制度的开创者,其明确了法律适用的顺序,即从法律到类推再到自然的法律原则。而在1794年的《普鲁士一般邦法》中,漏洞填补的权力仍然被交给了法律委员会,而不是法官。 [47]
      其四,在法律语言方面。马蒂尼认为,法律应当清晰而简短,就如同上帝的十条禁令一样。 [48]这源于其“人民法典”的构想,该构想的核心是以人民作为规范的受众。法典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受过训练的法律人,而且要考虑所有的民众,包括不能读和写但拥有天然的理解力和记忆力的民众。因此,法典应当清晰、简单、附有例子和说明。 [49]另外,马蒂尼也是德语法律语言的真正的创造者。 [50]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另一位创始人是蔡勒,在该法典三读期间,蔡勒都是委员会的负责人,并且承担主要的工作。因为其是马蒂尼的学生,而且也是自然法学者,所以,其在完成该法典的最终草案的过程中,仍然贯彻了自然法的思想。但是,他脱离了理性法学说那种没有血肉和理论上的公式化,寻求以折衷的方式促进自然理性与奥地利社会条件的经验主义现实性相结合。 [51]蔡勒认为,法律应当按照其内在和外在的质量进行评价。内在质量的原则性标准是正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即市民的平等和市民的自由。 [52]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其排除了晚期专制制度下的社会等级划分,在法典中有预见性地确立了个人自由和市民平等的原则。 [53]而就法律的外在质量而言,其认为,法律应当具有完整性,即可以适用于实际发生的所有案件,因此,法律中就应当确立一般性的概念和规则,并且允许法官借助于立法本身的最根本的源泉来填补漏洞。 [54]所以,在法典最终的草案中,蔡勒坚持了马蒂尼就已经确立的法律解释原则,并最终成为该法典第7条的规定。
      从法典的思想内容来看,蔡勒并没有太多的贡献,而主要是坚持了《马蒂尼草案》中的思想。但是,当时的奥地利正处于梅特涅当政时期,统治者日益专制和倒退,在此背景下,蔡勒可以将马蒂尼的思想保存下来,几乎就是一个奇迹。 [55]
      在法律语言方面,蔡勒和马蒂尼一样,都是简短和抽象的表述的捍卫者。 [56]因此,《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语言具有简洁、通俗、亲民等特点。另外,蔡勒有意识地采“抽象的表述”的做法,努力以简洁的表述确立一般的法律原则,使得该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使得通过司法实践和法学学术进行法的续造成为可能,从而使得法典持续地保持其生命力。 [57]
     
      二、《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发展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颁布至今已逾两百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该法典一直保持其效力。而且,时至今日,奥地利民法的核心部分仍然是《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58]不过,据学者统计,截止到2011年2月14日,该法典最初文本中的1502条中仅有861条没有被修改过,而其余的40%多的条文都已经被修改过。 [59]可见,在过去的两百多年内,该法典也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发生变化,以适应于变迁中的社会。为了阐述的清晰,笔者拟将其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分别予以论述。
         (一)1812年至1938年
          在民法典颁布后在100年内,几乎没有对其进行修改,其从属性法律也仅有几部,如1871年的《强制公证法》和1896年的《紧急通行法》。 [60]但是,成文法的滞后性也意味着,其必须适应新的社会需要进行修改。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要求修改《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德国、瑞士和匈牙利正在进行着的法典化努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奥地利的民法典应当适应即将来临的工业化时代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变迁。 [61]当时,尤其需要改革的是,妇女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在新雇佣法中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利益补偿,以及居住的问题。 [62]
      1904年,奥地利著名学者昂格尔教授(Unger)提出,应当修改《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63]这一建议受到官方的重视,1907年,在司法部长克莱恩(Franz Klein)的主持下,在约瑟夫·谢(Josef Schey)的具体负责下,司法部向上议院提交一份修改法典的建议。最初的民法典修正草案只有86条,但在审议的过程中增加到273条。1912年12月19日,该草案被提交上议院的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但是,后来政府决定将该草案以三个修正案(drei Teil-Novellen)的形式,通过皇帝命令的形式发布。 [64]这就是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1914、1915和1916三个修正案。
      1914年的第一个修正案,涉及人法、家庭法和监护法,以及法定继承;1915年的修正案修改了边界调整法;1916年的修正案是最重要的,其包括了物权法和债权法以及一些人法的规定。在三个修正案通过之后,总共有51个新的条文被加入,而旧的条文中至少有199个条文被修改。在人法、家庭法和监护法中,死亡宣告的被适当修改,而且,妇女、非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的母亲的法律地位得到改善。在继承法中,婚生的血亲的法定继承权受到限制,而在配偶的继承权方面,其原来享有对遗产的用益权被完全的所有权所取代,配偶的继承份额的按照其究竟是与死者的子女一起继承,还是与其他亲属一起继承。在物权法中,相邻关系、在机器上的所有权保留、不动产抵押贷款等制度被引入,以为工商企业提供必要的自由。在债法中,修改涉及到法律行为制度的一般规定,以及瑕疵担保和损害赔偿。在社会的政治方面尤其具有意义的是雇佣合同的改革,现在规定的工资支付时间、雇员非因过错而无法提供劳务时的继续支付工资、雇佣合同的终止期限、雇主的照料义务,都进入了法律规定。 [65]
      从内容上看,三个修正案深刻地受到《德国民法典》的影响,此外,《瑞士民法典》(包括《瑞士债务法》)的准备工作、奥地利商法典的规定(包括1861年的《普通商法典》和1897年的《商法典》),以及1900年的匈牙利民法典草案,也是修法过程中参考的对象。 [66]
      (二)1938年至1945年
      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成为纳粹德国的“东区”,从而进入了被纳粹占领时期。《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面临是否可以继续存在的危机。不过,幸运的是,在1938年至1945年期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总体上继续适用。 [67]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位于慕尼黑的德国法学会着手起草一部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民法典,如果这部人民法典通过,不仅《德国民法典》不再适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也不再适用。 [68]而这部人民法典最终没有成为现实。其二,当时的掌权者认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没有《德国民法典》那么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所以,不应当以《德国民法典》取而代之。 [69]
      在纳粹时期,两部重要的特别法被颁行,它们深刻影响了《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一部是1938年7月31日的《关于立遗嘱和订立继承合同的法》,另一部是1938年7月6日的《结婚法和离婚法的统一化法》,也称为《婚姻法》。二战之后,1938年的《婚姻法》被去纳粹化,同时也经过了小的修改(如在婚姻障碍领域),其目前仍然有效。 [70]另外,在纳粹时期,奥地利的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受到一定的影响,一般条款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奥地利民法的突破口。 [71]
      (三)1945年至今
      1945年,奥地利获得解放,并建立第二共和国。正所谓“法律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在二战之后,奥地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发展了巨大变化,包括民主政治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加入欧共体和欧盟等。这些都推动了《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修改、变化和完善。具体来说,三个方面的直接原因推动了该法典的发展:
      其一,现代社会的需求。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信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要求法律作出相应的回应。正是这一社会需求,不仅使得《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本身被修改、被完善,而且,使得作为法典的从属性法律的大量特别法得以诞生。例如,因应原子技术的运用、基因技术的发展等,而于1994年制定了《基因技术法》,1999年制定了《原子责任法》。
      其二,新的社会思潮。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如消费者保护、劳动者保护、动物保护、同性婚姻等,这都使得法律不得不积极予以回应。例如,1979年的《消费者保护法》、1999年的《远程销售法》等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而专门制定的法律。
      其三,转化欧盟指令。1995年,奥地利加入欧盟,从此欧盟指令等欧盟的法律对于奥地利产生了深远影响,欧盟指令的转化往往是通过制定或增补从属性法律的形式来实现。例如,《分时使用法》、《远程销售法》、《签名法》、《入口控制法》、《电子商务法》、《远程金融服务法》等等,都是为了转化欧盟的指令而颁布的。 [72]在很少数的情况下,也会直接修改民法典本身。例如,民法典之中的瑕疵担保责任法(第922条以下)的修改,就是为了转化欧盟关于消费物品买卖的指令。 [73]
      因为上述原因,《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新的历史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直接修改民法典的形式,使得民法典被增订、废止或修改。1945年以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被修正,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变化最大、最广泛的领域包括:一是人法和亲属法,主要体现在子女身份、婚姻效果、已登记的生活伴侣、管理人、保佐人和姓名等方面;二是物权法,主要包括所有权区分的废止、拾得物、相邻关系等;三是给付障碍法,尤其是履行迟延和瑕疵担保制度;四是损害赔偿法,包括产品责任、道路责任、患者处分等;五是继承法,主要体现在应继份、特留份和遗嘱等方面。 [74]此外,2001年,在司法部的召集之下《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成立。2005年,该委员会完成初稿。 [75]可以预见,民法典之中损害赔偿法的重大修改,会在不久的将来完成。
      其二,通过制定具有从属性的特别法的形式,既使得民法典的规定真正贯彻,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法典被架空。1945年以后,出于对民法典的崇敬,民事法律的改革在很长时间内都仅通过特别法的形式进行,使得民法典也逐渐被架空。 [76]例如,奥地利目前制定了很多劳动法领域的特别法,因此,使得民法典之中的雇佣合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适用的领域。 [77]迄今为止,奥地利颁行的作为民法典的从属性法律的特别法有数十部之多,内容涉及婚姻、父母子女关系、未成年人保护、死亡宣告、继承、地上权、不动产登记、租赁、住宅所有权、消费者保护、电子商务、劳动者保护、国家赔偿、产品责任、原子责任、基因技术等诸多方面。 [78]
     
      三、《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基本特点
      正如德国著名比较法学者茨威格特和克茨教授所指出的,“在三部主要的自然法的法典编纂中,《奥地利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和《普鲁士一般邦法》一样亦具有其独特的特征和本身的风格。” [79]下面拟从四个方面阐述该法典的基本特点。
      (一)浓厚的自然法色彩
      自然法是发端于古希腊的一种法学思潮。 [80]自然法认为,法律并非是人类任意制定的规则,它以人的社会本性为基础,或者说是因人的理性而被确定下来的规则。 [81]自然法表现了人们对于普遍有效的、永恒不变的人类共同生活的法的探求。自然法是超越国家,也不以人类的立法活动和法律形式为基础的。 [82]理性法是自然法的晚期发展阶段, [83]或者说,只不过是自然法这一世界观的小小历史切面。理性法认为,人类借助于其理性,可以认识到自然的法秩序;法律规范的效力并非来自于习惯或权威,而是因为其是理性的。 [84]从总体上来看,自然法思想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迁过程。早期的自然法学者(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法的规则是永恒的、不变的。但是,自18世纪中叶开始,这一观点开始发生变化,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其著有《论法的精神》一书,主张立法的环境论,认为,立法者必须考虑其自己国家的特点,包括土地、人民、历史、地理、气候等。 [85]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制定的时期,正是自然法风行之时,其受到自然法的深远影响。该法典的两个创始人都信奉自然法思想。马蒂尼认为,国家所制定和适用的实证法,是来自于超实证的自然法。另外,其还受到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将立法的环境论作为法典起草的基础。 [86]而法典的另一位创始人蔡勒秉持与其老师同样的法理念,在蔡勒于1808年给皇帝的最终法典草案文本中,其附加了一个附件,强调了法典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 [87]其明确地提出,“法律立足于普遍而永恒的原则和平等的理性原则”,“然而每个国家毕竟需要本国民族固有的法律的特定条件,……气候、资源、商业、通行的交往方式,居民的诚实与不诚实,都对法律形式和各种不同类型的法律行为,对遗嘱、契约、担保及损害赔偿法等有无可否认的影响。” [88]
      从制度和规则的层面来看,自然法的影响体现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诸多方面,主要包括:其一,对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强调。这被认为是自然法在该法典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89]其二,以自然的法律原则填补法律漏洞。该法第7条明确了法律适用的顺序,依次为依据法律规定、类推和自然的法律原则。其三,对于天赋权利的宣示。 [90]该法第16条明确规定,每个人“生来就因理性而获得天赋的权利”。其四,“财产”和“所有权”的概念。该法第285条采宽泛的“财产”的概念,而第354条也依据自然法的理念界定了“所有权”的概念,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自然法的思想。其五,要约人受其要约的拘束、默示的意思表示等合同法规则。 [91]另外,原法典第866条和第1009条的规定也源自自然法,这些规则后来被耶林运用,发展出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 [92]其六,损害赔偿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一般条款。受自然法的明显影响,该法典规避了罗马私法诉讼的繁复多样,在第1295条设立了一个统一适用于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并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 [93]其七,奥地利法律语言的发展。自然法思想还促进了奥地利法律语言的发展。法典的编撰者希望统一奥地利的法律语言,并尽可能减少拉丁语的运用。 [94]这最终推动了德语法律语言的形成和发展,马蒂尼也因此被认为是德语法律语言的真正的创造者。
      (二)罗马法的深刻影响
      早在1753年,特雷西娅女皇任命“宫廷汇编委员会”的谕旨中就已经明确了,应当借鉴罗马普通法。在后来的法典编纂过程中,这一立法指导思想一直被遵循。事实上,罗马法的影响往往被认为太过深远。所以,在女皇要求修改《特雷西娅法典》时确立了一项原则,即“法律本身不应受罗马法束缚,而要处处以自然公平正义为基础”。 [95]罗马法对《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罗马普通法被认为是“被书写的理性”(ratio scripta),属于自然法的范畴。 [96]其二,奥地利与罗马帝国的特殊关系,使得罗马法可以直接对该法典产生影响。
      罗马法对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影响是全面的,甚至有学者认为,该法典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罗马普通法。 [97]罗马法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法定的体例上,即采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体系,只是进行在“人、物、诉讼”的三编制基础上略作改变而已。
      就具体制度和规则而已,罗马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权法和债权法领域。就物权法而言,其首先体现为以罗马法上的“交付”(traditio)为基础确立了交付原则(Prinzip der kausalen Tradition,大概相当于债权形式主义)。而且,这是有意识的决定,与自然法中的合意原则(Konsensprinzip,大概相当于债权意思主义)完全不同。 [98]另外,在诸多的具体制度和规则中,也都借鉴了罗马法。例如,第309条确立的持有和占有的区分,就直接继受于罗马法; [99]再如,第359条和第360条借鉴中世纪的注释法学派的学说,确立了所有权的区分理论,即区分上位所有权(实体所有权)和下位所有权(用益所有权),这使得在法律上解释封建的领主土地制度成为可能。 [100]此外,役权的诸多规则也都来自于罗马法。
      就债法而言,罗马法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就合同类型而言,罗马法上诸多常见的合同类型都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被保留下来。而古老的合同形式,如实践合同(如借款合同、保管合同)等,也都被继受。 [101]
      (三)开创性的法典
      美国著名学者庞德在评价《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时曾说,“这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的法律,因为它没有抄录任何其他法律。” [102]这一评价可能未必完全准确,因为该法典也是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法律而制定的,例如,其财产法在较大程度上来自《普鲁士一般邦法》。 [103]但是,庞德对于该法典开创性贡献的肯定,确值得赞同。因为在借鉴的基础上,该法典也作出了诸多的开创性贡献。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究竟有多少开创性贡献,这需要深入的法制史方面的研究,就目前奥地利学者的总结来看,至少在如下方面该法典具有开创性:其一,“一般化”立法技术。 [104]该法典放弃了《普鲁士一般邦法》中的决疑论的做法,而开创性地采取了一般化的立法技术,通过有意识地适用抽象的概念和规则,使得法律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其二,法律解释规则。该法典确立了法律适用中的规则,即从法律到类推再到自然的法律原则。这就在法律解释方面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比此前的法律都有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法官的解释,使得在后来的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尽管经济和社会条件发生了完全的改变,该法典也可以继续适用。 [105]其三,法律行为制度中错误规则(第871条以下)。一般认为,这一规则来自马蒂尼,是原创的和勇敢的。 [106]而且,该规则一方面保护了表意人,另一方面保护了相对人,实现了利益的平衡。
      (四)国际化的法典
          自《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颁布之时,其就被认为是一部国际化的法典。这主要基于法典起草者的工作方式。该法典的起草以罗马普通法为基础,借鉴了国外的法律。 [107]在1753年,特雷西娅女皇任命“宫廷汇编委员会”时,就在其诏谕中指出,“普通法及其最出色的著述及别国之法律均当尽其利用”。 [108]在后来的法典编纂中,一直贯彻了这一要求。在1808年,蔡勒与其提交的法典最终草案文本一同提交的附件中,其专门阐述了该法典与其他法律的比较,包括罗马法、《普鲁士一般邦法》、《法国民法典》以及俄罗斯起草民法典的尝试。 [109]这表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是以广泛的比较和借鉴为基础的。例如,在该法典中确立的物上负担(Reallast)以及以“以手护手”原则为基础的善意取得制度,都是来自于德国法的制度。 [110]此外,《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后来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其也是广泛地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例如,1914年至1916年的三个法典修正案深刻地受到《德国民法典》的影响,《瑞士民法典》(包括《瑞士债务法》)的准备工作、1900年的匈牙利民法典草案,也是修法过程中参考的对象。 [111]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部国际化的法典,还因为其在空间上的适用范围。 [112]在19世纪,该法典在非德语的奥匈帝国中的几个重要地区施行,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在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时,该法典仍旧在奥地利国家部分的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继续实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被那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民法典所取代。 [113]虽然与《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相比,《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相形见绌,但是,其毕竟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国际影响力。而且,该法典的国际影响力较小,主要原因并非法典本身的质量。 [114]
     
      四、《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我国的意义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法制史的角度考虑,作为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法典,《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涉及自然法时期的法典编纂、罗马法的发展、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各个国家的法律变迁、民事立法技术的发展、法律解释理论的历史发展、诸多民事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德语法律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等诸多方面。例如,就合法而言,在1811年的法典文本中就包含了一般性的瑕疵担保的规定。而且,在最初文本中还确立了如下规则,包括:物的瑕疵和权利瑕疵同等视之、不以过错为要件的合同解除的可能性、合同解除和损害赔偿的并存、损害赔偿和瑕疵担保的竞合等。 [115]如果研究合同法的历史发展,显然不可能回避《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另外,从我国民法的立法论和解释论层面而言,该法典也具有重要价值,下面拟分别予以论述。
      (一)《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立法论上的意义
      在我国民法典创制的大背景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研究在立法论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
      其一,价值理念。奥地利民法典中所包含的个人自由、市民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都已经成为普遍认可的民法价值理念。尤其是在其最初文本中就已经体现出的强调“人的尊严”的思想, [116]对于我们的民法典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中也逐渐融入了一些新的价值理念,如消费者保护(如第1336条)、动物保护(第285a条、第1332a条)等。我国民法典起草中,应当考虑的是,新的价值理念是否仅仅在特别法中体现,还是一并整合进入民法典之中?
      其二,制度规则。奥地利民法典对于我国的最重要价值应当体现在制度和规则层面。《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中不仅有各国民法上共同的制度(如担保物权制度、履行障碍法、有名合同的规则、继承制度等),而且,有其比较特殊的制度,如法律解释规则(第7条)、被照顾人金钱的管理规则(230条以下)、详尽的遗赠制度(第647条以下)、短少逾半规则(第934条)、寄养父母制度(第186条和第186a条)、区分过错程度的损害赔偿(第1324条)等等。这些制度都可以作为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参考。尤其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该法典积极应对新的社会发展,发展出若干新的规则,如人工辅助生殖方面的规则(如第138d条、第157条)、预防性代理权(第284f条以下)、患者处分(第268条)、已登记的生活伴侣的规则(如第537a条)等,这些也是我国民法典制定中面临的新问题,如何在民法典之中予以规范,也可以借鉴奥地利的经验。
      其三,立法技术。《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父马蒂尼教授就曾提出,在立法过程中,应当注重规范的适当一般化和规范的适当的具体化的意义。并且,其立法者有意识地适用抽象的概念和一般性规定,使得该法典能够具有适应性,这也是该法典能够长期适用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也应当如同奥地利民法典一样继续运用此种立法技术。另外,马蒂尼还还提出了“人民法典”的构想,“人民法典”的构想,以人民作为规范的受众。认为,法典应当清晰、简单、附有例子和说明。因此,该法典的语言具有通俗、简洁、亲民的特点。 [117]这与《德国民法典》冷峻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中,在保证规范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应当借鉴奥地利民法典的做法,尽可能地使法律语言保持通俗、简洁与亲民。
      (二)《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解释论上的意义
      在解释论层面上,《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主要表现为:
      其一,《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中诸多详尽的规则,可以成为我国法律解释的比较法素材。虽然该法典仅有1502条,但是,在诸多的制度方面,其规定十分详尽,如被照顾人金钱的管理规则(230条以下)、遗赠的规则(第647条以下)、特殊类型的买卖合同(第1067条以下)。有时甚至被学者批评为具有决疑论的风格。[118]这些规定都可以作为我国法律解释的借鉴。以遗赠制度为例,该法典第647条至第694条对其作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内容涉及遗赠的方式、遗赠债务的履行、遗赠中的取代、遗赠的客体、遗赠的一般解释规则、种类物的遗赠、特定物的遗赠、他人财产的遗赠、债权的遗赠、遗赠财产的交付时间、受遗赠人获得担保的权利、无人主张的遗赠财产的归属、遗产被全部遗赠时继承人的权利、负担超过遗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规定对于我国继承法上遗赠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二,被我国继受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规则,更应作为我国法律解释的借鉴。因为我国长期以来比较关注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等重要国家的法律,所以,奥地利民法的继受并非重点。而且,我国缺乏立法说明制度,所以,究竟《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哪些规则被继受,也不甚清楚。但是,可以比较确定的是,至少该法典第425条等之中体现的交付原则(大概相当于债权形式主义)。[119]因为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对于整个民法的制度和理论会发生体系性影响,所以,深入研究奥地利法上的交付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三,我国继受的诸多比较法上共同性规则的解释,也可以参考奥地利民法。在比较法上,不少规则是具有共通性的,即便是通过其他国家的立法被借鉴。因为奥地利民法典上有相同或类似的制度,所以,奥地利民法也可以作为法律解释的素材。例如,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穷困抗辩(第947条)和因受赠人忘恩行为而撤回赠与合同(第948条和第949条),在我国《合同法》中也有类似规定,虽然无法明确我国法上该制度就是借鉴奥地利民法的结果,但是,因为这是比较法上常见的规则,所以,奥地利民法也可以作为我国法律解释的参考。
      当然,《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并非完美的民法典,体例上的过时和内容上的漏洞(如融资租赁、物上负担等的缺失)是其最主要的缺陷。[120]但是,总体而言,《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法制史和比较法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学具有重要价值。比较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研究还有较大的深入空间。笔者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关注奥地利民法,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这不仅是中奥法学交流的需要,更是我国民法学繁荣发展的需要。
     
     
注释:
[1]Paul L. Baeck( trans.), The General Civil Code of Austria,Dobbs Ferry,New York:Oceana Publications,1972.
[2] Koziol/Peter Bydlinski/Raimund Bollenberger(Hrsg.), Kurzkommentar zum ABGB, Wien·NewYork 2005.在本译本的注释中,按照德语的注释习惯进行的注释。例如,注释中注明参见Eccher in KBB, § 425 Rz 1.此处的“KBB”就是该评注书的简称。
[3]这六本教材分别是:Bydlinski,Allgemeiner Teil,5 Aufl.,Wien/New York 2010;Iro,Sachenrecht, 4 Aufl.,Wien/New York 2010;Dullinger,Schuldrecht-Allgemeiner Teil, 4 Aufl.,Wien/New York 2010;Apathy/Riedler,Schuldrecht-Besonderer Teil,4 Aufl.,Wien/New York 2010;Kerschner,Familienrecht, 4 Aufl.,Wien/New York 2010;Eccher,Erbrecht, 4 Aufl.,Wien/New York 2010.
[4]王绍堉译:《奥国民法》,文武有限公司1972年版。
[5] 本法典名称中的“普通”实际上意味着,其属于私法的一般法,也就是说,其是适用于所有私主体的法。与之相对应的是私法的特别法,即仅适用于特定人的团体或者特定阶层的法。
[6] Rainer,Zur Entstehung des ABGB,in:Geistlinger/Harrer/Mosler/Rainer(Hrsg.),200 Jahre AGBG-Ausstrahlungen,Wien 2011,S.26.
[7] Gschnitzer/Barta,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2.Aufl.,Wien·New York 1992,S.15.
[8] [美]艾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9] 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10] Floßmann, Österreiche Privatrechtsgeschichte,Wien·New York 1983,S.13.
[11] Schwimann,Bürgerliches Recht für Anfänger,7.Aufl.,Wien 2007,S.17.
[12] Floßmann,a.a.O.,S.14.
[13]关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起草过程的重要的参考文献包括:Haaras von Harrasowsky,Der Codex Theresianus und seine Umarbeitungen Ⅰ-Ⅴ(1883-1886);Ofner,Der Ur-Entwurf und die Beratungsprotokolle des österreichischen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Geseetzbuches,Ⅰ(1888),Ⅱ(1889).
[14] Rainer, a.a.O.,S.26ff.
[15] Rainer, a.a.O.,S.26f.
[16] 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
[17] Koziol/Welser,Grundriß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Bd.1.,10 Aufl.,Wien 1995,S.10.
[18] Floßmann, a.a.O.,S.13.
[19] Koziol/Welser, a.a.O.,S.10.
[20] Floßmann, a.a.O.,S.13.
[21] Hoke, Österreichische und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Wien·Köln·Weimar 1992,S.273.
[22] Rainer, a.a.O.,S.27.
[23] Barta,Zivilrecht: Grundriss und Einführung in das Rechtsdenken,Wien 2004,S.31.
[24] Floßmann,a.a.O.,S.14.
[25] [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40页。
[26] Rainer, a.a.O.,S.28.
[27] [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40页。
[28] Koziol/Welser, a.a.O.,S.10.
[29] Koziol/Welser, a.a.O.,S.10.
[30] Rainer, a.a.O.,S.28.
[31] Barta, a.a.O.,S.32.
[32] Rainer, a.a.O.,S.30.
[33] Schwimann, a.a.O.,S.17.
[34] Gschnitzer/Barta, a.a.O.,S.16.
[35] 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40页。
[36] Rainer, a.a.O.,S.30. 1801年12月21日至1806年12月22日,是一读,共132次会议;1806年5月4日至1808年1月14日,是二读,共28次会议;1809年11月13日至1810年1月22日,是三读,共14次会议。参见Barta, a.a.O.,S.32.
[37] Koziol/Welser, a.a.O.,S.10.
[38] [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40页。
[39] Bydlinski,Allgemeiner Teil,5 Aufl.,Wien/New York 2010,S.6.
[40] Koziol/Welser, a.a.O.,S.10.
[41] [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45页。
[42] Schwimann, a.a.O.,S.17.
[43] 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40页。
[44] Barta, a.a.O.,S.28.
[45] Gschnitzer/Barta, a.a.O.,S.17.
[46] Barta, a.a.O.,S.28f.
[47] Barta, a.a.O.,S.29.
[48] Rainer, a.a.O.,S.29.
[49] Barta, a.a.O.,S.28.
[50] Rainer, a.a.O.,S.30.
[51] [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40页。
[52] Zeiller,Grunds ätze der Gesetzgebung, Frankfurt a. M.1944,S.10ff.
[53] Schwimann, a.a.O.,S.17.
[54] Rainer, a.a.O.,S.32f.
[55] Rainer, a.a.O.,S.32.
[56] Rainer, a.a.O.,S.32.
[57] Hoke, a.a.O.,S.274.
[58] Bydlinski, a.a.O.,S.5.
[59] Ogris,Das ABGB innerhalb und außerhalb Österreichs,in:Geistlinger/Harrer/Mosler/Rainer(Hrsg.),200 Jahre AGBG-Ausstrahlungen,Wien 2011,S.4f.
[60] Schwimann, a.a.O.,S.18.
[61] H.Hofmeister(Hrsg.),Kodifikation als Mittel der Politik,Wien 1986,S.49ff.
[62] Ogris, a.a.O.,S.12.
[63] Gschnitzer/Barta, a.a.O.,S.25.
[64] Ogris,D a.a.O.,S.13f.
[65] Ogris, a.a.O.,S.14.
[66] Ogris, a.a.O.,S.14.
[67] Schwimann, a.a.O., S.18.
[68] Ogris, a.a.O.,S.17.
[69] E.Kodek,200 Jahre Allgemeines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in:E. Kodek(Hrsg.),200 Jahre Allgemeines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und Europäisches Vertragsrecht,Wien 2012,S.24.
[70] Ogris, a.a.O.,S.18.
[71] Floßmann, a.a.O.,S.16.
[72] Schwimann, a.a.O.,S.18.
[73] Bydlinski, a.a.O.,S.5.
[74] Schwimann, a.a.O.,S.18.
[75] 参见[奥]库齐奥著,张玉东译:“《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中的严格责任”,载《朝阳法律评论》第五辑。该草案的德文版本也已经出版,参见Griss/Kathrein/Koziol(Hrsg.), Entwurf eines neuen österreichischen Schadenersatzrechts,Wien/NewYork 2006.
[76] Ogris, a.a.O.,S.18.
[77] Koziol/Welser, a.a.O.,S.11.
[78] 据学者统计,民法典的从属性法律可以归纳为四个大类:其一,人法和亲属法方面,包括:1983年的《管理人法》(SachwalterG)、1983年的《婚姻状况法》(PersonenstandsG)、1985年的《宗教上的子女教育法》(Gesetz über religi öse Kindererziehung)、1985《扶养费预支法》(UnterhaltsvorschußG)、1985年的《扶养保护法》(UnterhaltsschutzG)、1988年的《姓名变更法》(NamensänderungsG)、1989年的《青少年福利法》(JugendwohlfahrtsG)、1992年的《人工辅助生殖法》(FortpflanzungsmedizinG)、1993年的《私的基金会法》(PrivatstiftungsG)、2002年的《社团法》(VereinsG)。其二,继承法方面,包括:1950年的《死亡宣告法》(TodeserklärungsG)、1958年的《单独继承人法》(AnerbenG)。其三,物权法方面,包括:1912年的《地上权法》(BaurechtsG)、1954年的《铁路没收补偿法》(EisenbahnenteignungsentschädigungsG)、1955年的《不动产登记法》(GrundbuchsG)、1969年的《土地用益租赁法》(LandpachtG)、1999年的《矿产原料法》(MineralrohstoffG),2002年的《住宅所有权法》(WohnungseigentumsG)。其四,债法方面,包括:1949年的《暴利法》(WucherG)、1979年的《消费者保护法》(KonsumentenschutzG)、1996年的《经纪人法》(MaklerG)、1997年的《分时使用法》(TeilzeitungnutzungsG)、1997年的《开发中房地产的买卖合同法》(BauträgervertragsG)、1999年的《远程销售法》(FernabsatzG)、1999年的《签名法》(SignaturG)、1999年的《转账法》(überweisungsG)、2000年的《入口控制法》(ZugangskontrollG)、2001年的《电子商务法》(E-Commerce-G)、2001年的《电子货币法》(E-Geld-G)、2004年的《远程金融服务法》(Fern-FinanzdienstleistungsG)、劳动法方面的特别法、1981年的《租赁权法》(MietrechtsG)以及其他租赁法方面的特别法、还有损害赔偿法方面的特别法,如1959年的《铁路和机动车责任法》(Eisenbahn- und Kraftfahrzeughaftpflichtgesetz),1965年的《受雇人责任法》(Diensnehmerhaftpflichtgesetz),1949年的《国家赔偿法》(AmtshaftungsG)、1967年的《机关责任法》(Organhaftpflichtgesetz)、1988年的《产品责任法》(ProdukthaftungsG)、1994年的《基因技术法》(GentechnikG)、1999年的《原子责任法》(Atomhaftpflichtgesetz)。参见Schwimann, a.a.O.,S.18.
[79] [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38页。
[80] 参见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81] Barta, a.a.O.,S.26.
[82] Floßmann,a.a.O.,S.12.
[83] Barta, a.a.O.,S.26.
[84] Floßmann, a.a.O.,S.12.
[85] Barta, a.a.O.,S.26.
[86] Barta, a.a.O.,S.26.
[87] Rainer, a.a.O.,S.33.
[88] [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40页。
[89]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强调是法国大革命、康德哲学和《普鲁士一般邦法》的成果。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确立这一原则比前三者都更早。参见Barta/Palme/Ingenhaeff(Hrsg.),Naturrecht und Privatrechtskodifikation,Wien 1999,S.357.
[90] Gschnitzer/Barta, a.a.O.,S.17.
[91] E.Kodek, a.a.O.,S.21.
[92] Gschnitzer/Barta, a.a.O.,S.17.
[93] [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47页。
[94] E.Kodek, a.a.O.,S.20f.
[95] 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39页。
[96] Barta, a.a.O.,S.25.
[97] Barta, a.a.O.,S.25.
[98] E.Kodek, a.a.O.,S.19.
[99] Gschnitzer/Barta, a.a.O.,S.17.
[100] E.Kodek, a.a.O.,S.20.
[101] E.Kodek, a.a.O.,S.19f.
[102] [美]庞德著,汪全胜译:“法典编纂的源流考察”,载何勤华主编:《20世纪外国民商法的变革》,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03] Gschnitzer/Barta, a.a.O.,S.17.
[104] Barta, a.a.O.,S.29.
[105] E.Kodek, a.a.O.,S.26.
[106] Barta, a.a.O.,S.28.
[107] E.Kodek, a.a.O.,S.30.
[108] 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39页。
[109] Rainer, a.a.O.,S.33.
[110] E.Kodek, a.a.O.,S.18.
[111] Ogris, a.a.O.,S.14.
[112] E.Kodek, a.a.O.,S.30.
[113] 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前引书,第249页。更详细的介绍,可参见Ogris, a.a.O.,S.1ff.
[114] 详细的原因分析,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249页;也可参见Ogris,Das ABGB innerhalb und außerhalb Österreichs,in:Geistlinger/Harrer/Mosler/Rainer(Hrsg.),200 Jahre AGBG-Ausstrahlungen,Wien 2011,S.21f.
[115] E.Kodek, a.a.O.,S.29.
[116] Barta/Palme/Ingenhaeff(Hrsg.), a.a.O.,S.357.
[117] Schwimann, a.a.O.,S.17.
[118] E.Kodek, a.a.O.,S.27.
[119] 参见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0] Posch,Das zweihundertjährige ABGB und das Europäische Vertragsrecht,ZEuP 2010,5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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