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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法学会经济法分会2013年会会议简报

作者:z 发布会员:张培尧 版权:原创 发表日期:2013-7-1 阅读:1880

天津市法学会经济法学分会2013年会会议简报

   第一部分:天津市法学会经济法学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主持人刘晓纯(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今天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今天年会邀请到的嘉宾有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刘建国先生、天津市法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强先生、天津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杜勇教授、天津市法学院党支部吴虹书记、天津市法学会经济法学分会韩志红会长。首先有请韩会长汇报天津市法学会经济法学分会近五年来的工作。

韩志红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人受经济法学分会常务理事的委托,向大会汇报经济法学分会自2007年成立以来在天津法学会领导下所做的工作:第一部分的工作是举行经济法学分会年会。分会成立以来,一共开了5次年会,第一次大会2007年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既是天津市法学会经济法学分会的成立大会,也是房地产市场法律规制调控学术研讨会,来自学术界、实务界的人员就房地产市场规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精彩发言,为广大师生呈现了精神上的盛宴,各位专家学者不论才华上还是人格魅力上都给广大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大家受益匪浅,本次年会共收到51篇论文,集成论文集;2008年年会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法学的三十年”在南开大学召开,主要研讨了经济法的三十年的发展成就,第一单元介绍了08年年会的一些情况,第二单元就“经济法三十年的发展成就”进行了专题研究;2009年年会是与商法年会一起合办的,在天津大学文法学院举行,主题是“金融创新与监督法律运行研讨会”,共收到27篇论文;第四次年会的主题是“经济法学研究”,由天津工业大学举办,年会有了创新,开始对参会论文进行评奖,得到了法学会的大力支持;第五次年会由天津市律协主办,主题是“公益诉讼与经济法学研究”,会议主要讨论了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民事公益诉讼应当设置哪些特殊程序等问题,本次年会开始从论文汇报改为主题发言。本次年会天津市各级检察院参与比较多,共收到55篇论文,获奖论文11篇,有19篇优秀奖论文。

第二部分的工作是举行学术讲座,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我们学术交流活动主要有两种性质,一种请著名的专家学者到天津讲座,通知各分会单位的会员参会,比如房地产市场问题法律规制研讨会之后请专家做学术报告,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徐晓松教授到师大做学术报告等,另外在2009年针对三聚氰胺事件进行了专题研讨会。

第三部分的工作是积极组织参加多层次的研讨交流活动,分会其实是个桥梁,搭建了天津法学会和分会会员这个信息平台,在平台上传达法学会的各项活动,比如积极组织会员参加十三省市自治区法学会经济法学分会研讨会、天津法治论坛、京津沪渝法治论坛、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这些活动我们经济法学会员都积极参加,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

第四个部分的工作就是创办天津经济法学会网站。该网站设置了政府干预、政府参与、案例研究等栏目,是我们全市经济法学工作者的良师益友,目前网站运行正常,访问量逐年上升,在天津市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专业经济法网站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回顾经济法学分会五年来的工作,我们分会还是有所作为的,在此我要感谢本届的常务理事所做出的努力,比如我们的论文评奖,有时候有50篇之多,每一个理事要为论文打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有的常务理事还要自掏腰包来承办年会等。感谢各位常务理事对我工作的支持;其次我要感谢理事会员和学生对年会的参与,特别是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在座的各位都清楚在天津市来说,经济法学科是比较强的一个,硕士授予点是比较多的,至少有六个单位。每次活动都得到同学们的积极参与;第三感谢法学会领导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新一届的法学会领导对我们工作支持很大,获奖论文的奖励提高了一倍。

我们的工作应该说还有很多不足,当初成立时提出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比如推进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结合,做一些课题研究等,并没有开展起来,还存在研讨会开的不多,会员参与面不宽,对会员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够强,活动经费没有保证等,这些因素制约着分会的发展,我们希望在法学会的领导下,我们分会能有更多的作为。这是分会五年来的工作。

根据我们分会章程的规定,理事任期是5年,从2007年成立已经过去五个年头,今天要进行经济法分会的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重新选举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下面我介绍一下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第一个是制定了一个换届方案;第二确定了经济法学分会会员的范围和条件,并向有关单位和学校发出邀请。个人符合条件的,也可直接进入;第三,确定了经法学分会理事的范围和条件,并由各单位推荐;第四,准备接下来的学术研讨会。下面介绍选举办法,根据天津法学会经济法学分会的章程,选举会长一名、副会长9名、秘书长1名,常务理事14名,理事一共54名。谢谢大家。

主持人刘晓纯:韩会长就过去五年分会的情况给各位做了汇报,也介绍了新一届人员的选举办法。下面就进入理事选举程序。宣布建议理事会理事成员名单。大家通过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下面由理事会选举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请各位代表转移会场选举。

主持人刘晓纯:宣读天津市法学会经济法学分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会长名单。下面请新当选的第二届经济法学分会的会长讲话。

韩志红会长:我代表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秘书长说几句。首先,真的感谢天津法学会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也真的感谢天津市经济法学者和法学工作者的信任和支持;第二说说我们的工作目标,我们会员要做些什么事情,在成立大会上讲了三个目标,这次我认为应当将顺序改变一下,第一是推进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服务。其实每天看到的新闻大部分属于经济法的问题,因为经济法是解决社会性的问题。经济法学人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挑战很多,我们学会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为实践服务;第二要把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作为重要的工作目标,希望我们天津市在全国经济法学界有比较好的学术成果,为天津市增光;第三要推进和提高经济法学教学的质量。希望大家为我们学会的目标添砖加瓦。

下面想说说我们具体做些什么事。第一还是要办好这个年会,首先要向会员征集会议主题,其次是大家围绕主题投稿,最后是评奖环节,常务理事有一个职责就是为投稿论文评分评奖。投稿不限于会员;第二想利用各种资源来搞好学术交流,希望各学校、常务理事、理事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资源来搞一些活动;第三是搞好实际问题的研究,希望学术界和实务部门有良好的联系,学会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争取在这五年做好这部分工作;第四我们要建立良好的会风,务实、节俭,把经费用到举行学术交流、评奖等更有意义的地方去;最后希望大家都为分会献计献策,把我们的学会办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刘晓纯:韩会长对我们未来的目标和具体措施提出了一些设想,能否具体实现还需要法学会的大力支持,下面有请刘副会长讲话。

刘建国副会长(天津市法学会):首先代表天津法学会对经济法学分会顺利的换届表示祝贺,我们法学会的各个分会都应当关注怎么样进行天津市的法学研究工作,怎么更加贴近当地工作的需要,在天津市政府的领导下,围绕社会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进行展开分会工作。天津市的潜力是很大的,各个大学的法学教育在展开,南大、师大属于法学教育时间比较长的学校,其他各学校的法学院系也在展开,中青年学者热心于法学研究,都有一定的建树。分会、学会就是搭建平台的。在其中理事们、会长的热情最重要。另外,学者们都有专长,我们要重点培育中青年学者,最后要注重理论研究转化为实务的能力,争取更多的社科基金项目。做项目文科比较困难,比较少。再有一点我们要广泛吸收社会各界人员,要求更多实务部门参与,对我们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很有帮助,我们要一步一步推进。作为市法学会,有责任也有义务,支持帮助推动任何分会的工作。今年我们面临着天津市环渤海论坛的举办,希望各个分会积极参加。我非常赞同韩会长的意见,要简洁会风,把资金用在该用的地方。

说到社会性的问题,有食品安全的问题,中国社会集体浮躁的问题,最近银行的“钱荒”问题,三鹿奶粉问题等,我们经济法学要研究这些问题。在这里,市法学会按照要求,也要转变作风,更加求真务实,更加贴近会员,为会员服务。市法学会要把会员的工作做好。

后面研讨会的内容是我们经济法的重点问题,也是十八大以后本届问题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国有企业最高的工资是1600万一个人,这个贫富悬殊的造成是体制障碍,我们看到电视里很多选秀节目里青年一夜成名,社会上年轻的一代普遍浮躁,社会上的商业银行完成了指标后,行长的工资可以拿到500万元等,都是社会热点问题。法学研究要研究前沿性的东西,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需要更多的法学的科研、法学教育的专家们提供意见和建议。我们讲公共管理危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突发性事件、群体事件就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希望我们经济法分会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中有更大的作为,为天津市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主持人刘晓纯:刘会长就我们经济法分会未来的建设,就我们师生如何发现热点问题,如何担当自己的责任都提出了明确的指示,我们都应当进行深入的思考。下面请天津师范大学社科处的杜处长讲话:

杜勇处长(天津师范大学社科处):尊敬的刘会长,各位代表,首先代表师大对各位的到来以及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天津市的法学会经济法学分会的,对我们学校的法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学校的法学办学的历史比较长,培养的人才比较多,研究的成果也比较丰硕,根据最近国家对法学学科的评估,师大在天津市很靠前的,从而进入了天津市十二五综合投资的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对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法学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不一样,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由其是我们在实现中华复兴这样一个伟大的中国梦的时候,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加强法制建设非常重要。从历史上看,我们国家的中华法系,过去长期以来以刑法为主体,在今天这个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牵涉到一些经济问题,有很多现象需要我们从法理、法制的角度去研究、分析,提出解决的对策。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应当由分会把大家组织起来,切磋,交流,共同研究一些在现代化过程中重大的经济法问题非常重要。作为这个团体,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不仅有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还有很多实务工作者,二者可以取长补短,可以提出更好的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案。同时呢,我也希望分会不局限在天津市开展活动,应该利用这个平台,与全国经济法学界有广泛的联系,只有这样,我们的思考才会更有一个高度。我们的社会是不断的、渐渐进步的。一些问题比如司法腐败,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共同努力渐渐解决的。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在新一届会长、理事的领导下,能把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推向深入,祝愿我们的天津经济法学分会越办越好,成为重要的学术平台。

主持人刘晓纯:谢谢刘处长对经济法分会的大力支持,天津市法学会经济法学分会会员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第二部分:社会收入分配的经济法规制与调节”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第一单元  会议主题:政府在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中的责任

主持人陈光华(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这个题目实际上提出了世界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四个层面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我们中国,现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了市民、公民、网民以及像我们这样的平民的思考。为什么呢?国家现在制订了很多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巨额的外汇储备、比如土地财政、比如房产泡沫、比如国家垄断之类的都是问题。所以呢,刘建国会长的话我十分赞同,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还是说点自己感受所及的真话,我是本着这个原则,说我感受所及的真切的感受。这些问题,实际都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因为社会财富的分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会上畅所欲言、各抒高见,我们是洗耳恭听。

刘武朝(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我觉得今天的话题是一个热点话题,是社会的焦点。如果在法学部门法来讲也是经济法独有的话题。我们的话题是政府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我觉得应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政府在财政分配中在理想层面上其应起什么作用。我觉得在理想层面上可以又分为两类。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的核心作用就是维护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下,其分配结果只要达到合理,我们十八大的报告中讲,初次分配也要兼顾公平,其实这里的公平就是指合理性。只要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只要结果是合理性的,就是公平的。比如比尔盖茨,他是世界首富,他的收入再高,作为普通收入阶层我们不会感到不公平,公平其实是是一个主观观念性的东西,所以在初次分配领域,只要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机制,这个结果就应当是合理的,是可以接受的。在再分配领域中,十八大指出主要是公平,这里的公平不同于初次分配领域中的公平,初次分配领域中强调合理性,而再分配领域中的公平强调的是均等性和需要性,强调一个均等和需要,所以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主导性的,追求均等和需要性。

在现实层面,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介入过多,而没有起到核心的作用,干预管制过多。比如一个典型的例子,出租车行业,政府干预管制价格、数量,实际上是扭曲了初次分配的结果。再比如在土地财政,其实政府也是介入过多,很便宜的拿农民的地,然后获得很大的财政收入,然后又引到开发商处,开发商又引到房价上,实际上是扭曲了财政分配的结果。在再分配领域中,也没有强调均等性和需求性。最典型的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从九十年代时的一百多个亿,现在达到六百多个亿,到了六百个亿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感到公平,可能我们的焦躁感更强,实际上就是没有强调均等性和需求性。比如说我们的房补、医疗补贴。一百元钱给到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的边际效应是不同的,没有强调均等性。还有财政补贴,中石油、中石化每年拿200亿的财政补贴,其利润就是400个亿,实际上拿补贴的人并不是最需要的。政府的作用有些偏差。

返回到经济法领域中,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有一个转向,我们始终强调管制、政府干预。我个人感觉经济法应当有一个转向,结合我们的财富分配的话,应该把维护市场竞争机制或者是放松管制作为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转向点或核心点。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任秀福(众晓律师事务所主任):

因为最近连续参加了全国律协、天津律协的一些活动比较忙,收到会议通知后呢也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就说说自己的一些体会吧。观点可能比较肤浅,请主持人和在座的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首先谈一下,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我们国家比较集中的财富的不正常转移。最早的是股市,大家都应当股市在最近几年规范了一些,在早些年以前,股市就是有些企业圈钱的机器。把民间的财富都非常不正常的圈到了少数人手里。另外一次就是九十年代初期的非常宽松的贷款政策,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贷款转移资产,然后发了财,企业破产。另外就是房地产市场,市场价格与居民的收入比例畸高,几十年的收入买一套房,也是把民间的财富不正常的积累到了小范围之内。另外就是政府采购,政府采购价格往往比市场价格高很多,而且政府采购数额较大,也会造成很多财富的不正常流失。前些日子我遇到的一个国企,其进行的也类似于政府采购,给员工发防暑降温用品,八十元的东西开票是二百三十元,三千多份。大家想想就这么点小事,五十万的财富就流失了。另外就是政府工程,一个造价三百万的工程和政府签约的话可以签到一千二百万,这就是少数个人通过不正常手段侵吞全社会的共有财产。另外还有财政税收的活动,土地财政中表现明显,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土地出让金收上来之后再还给企业,因为政府要拉项目,通过这种方式来招商引资。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变相的将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另外就是在全国搞分税制,地方之间恶性的税务竞争,对企业征收5%的税,再返回给企业3.5%,实际的征收税是1.5%,这些情况都是比较明显集中的。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流转来说都会带来巨大的伤害。

那么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源我认为是两个。一个是制度的问题,在制定制度的时候,有没有合理的考虑到其中的弊端,并进行预防。我们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往往只说优点,而很多缺点却看不见。最近的房产征收个人所得税20%,一出台之后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是不行的,全国只有北京在执行。也就是说这种制度的制定是不合理的。

第二个就是腐败的问题。行政腐败和司法腐败是我国社会问题的最大的根源。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从根本上来说,司法腐败解决了、司法独立了可能会很大程度上限制行政上的问题。但是司法什么时候可以独立,也不能够给出很好的预测。另外就是前几天有一个案子,河南省十名农民赴京截访一案,最令人奇怪的是首犯居然是一个农民,为什么区截访,大家可定都清楚,一定是受政府指使的,但是这个案件的判决里没有提到政府一个字。这种明目张胆的司法的不公有时候无论是司法工作者还是社会公众都很无奈,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是很困难的。虽然我国有些进步,但是在行政和司法领域中也积累了很多的问题。也希望通过研讨可以提出一些好的观点可以供官员们参考。谢谢大家。

刘川川(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11级经济法研究生):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不公现象:在我国收入分配的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另外,不同行业、阶层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最主要的高收入行业集中在金融、电力、电信、保险、烟草等领域,这类行业的收入要比其它行业的收入高出好几倍。这仅仅是实际工资的对比,如果将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等相加起来,则这种差距将会更大。以上现象表明,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加快以公平为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李昌麒教授提出: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让社会财富惠及全体人民,必须依靠三种力量:一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二是通过政府干预的作用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三是通过“第三种力量”,即通过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三种力量互为作用、缺一不可。而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政府比之诸如市场、社会的其他主体,有着自身不可替代的优势。

政府在财政收入中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两个,一个体制性问题,政府本身作为资源的配置者,公平合理的分配资源是一种对自身利益的考验。另一个是腐败问题,对于资源的配置也有很大的影响。要进行改革,一方面要进行政府自身改革,就要通过行政理念的转变促进行政职能的转变,进而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垄断行业把持大量资源的现状,同时减少寻租和灰色收入。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也有利于减少公共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压缩公共权力与经济利益交换的空间。同时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税收制度,充分发挥其调节分配作用。另一方面就是社会保障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让居民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宗旨,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政府履行收入再分配职能、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谢谢大家。

焦洪宝(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

今天我对这个题目也很感兴趣,经济法确实在约束政府在国民财富分配中要做的一些事情方面是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我所关注的财富的分配是公共资源使用收益的分配。这种分配主要体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公共资源的收益有一个大的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与政府相关,我感觉政府包括那些可以之间掌握、支配社会公共资源的阶层,包括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者,这些阶层本身又存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问题,政府在不同阶层之间财富分配上要做一些大的调整工作,这个工作也是由经济法来要求政府去完成的。另外就是公共资源的使用收益在具体的分配之后才能够到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共有或者集体所有的土地还有一些财富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二层面才能到所谓的再分配。调整的手段应该说是有两种,在房地产领域中进行限购,对于外国人、中国人买房子进行限制,这是对于公民权利的限制。第二种就是所谓的宏观调控,是一种间接的手段。我认为应该首要的选择间接的手段,对于私主体的权利的限制应该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选择。如果我们要极端的介入到权利的控制的话,那么政府或者是法律在这个问题上实际是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如果能够放开要尽量的放开,这些直接限制的取消应该会对我们社会财富的分配发挥一定的作用。

另外就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政企不分,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举个例子来讲,前一段时间在天津市河西区买了几块土地,最后的价格是一万二,拿到地的是天津市非常有名的国有的集团,为什么他要拿那么高的价格去买地,他说有一笔钱,如果不快花了,说不定哪天政府就会让我去做社会保障房,那么我就挣不到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实政府是代理人,那些国有企业又是另外一层的代理人,如何去约束他们,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将经营自主权和他的政府权利分开来,可以创造一些更多的社会财富,又可以做一些财富的分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阶层之间的人员的不流通。这可能与社会管理体制有关系,例如现在的城乡的户籍隔离,干部的雇佣,很大程度上影响人员的流通,国家现在倡导的一些做法有了改善,例如公共资源交易的平台,把政府采购、招标或者土地出让整合成一个平台,还有就是放松行政审批。还有一个就是对使用公共资源人员的监督,这样能够促进公共资源的利用。我只是我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得到大家更多的见解。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红锋(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那么我们这一阶段的自由发言就结束了。我们这一单元发言的同志一共是四位。两位是大学的老师,一位是律师,然后有一位是研究生。研究生同学的发言主要是遵循她向大会提交的论文的主要思想,主要是论述了政府如何更好的来对财富进行二次分配。那么,我们的律师朋友比较犀利的提出了很多问题,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很多问题,看的分成的细。同时也有一个感受,也与师大的刘武朝教授的发言有关,政府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在税收上,可以说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政府财政分配的影子。焦老师,从一个宏观的层面讲了政府在财政分配中的作用,他讲了很多政府在土地出让中的工作,是其切身的感受,也提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总的感觉还是问题讨论的不够深入。如果我们再进行讨论的话,要进一步的在讨论这些问题。我就简单说这几句,算不上是点评,只是我的一点感受。

主持人陈光华:

第一,就这个问题,何红锋教授也强调要进一步深入,我呢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抛砖引玉。政治层面上来看这个问题,他实际上就是要减少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造成的社会危害,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呢,就是要防止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造成的低效率,从文化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呢,要减少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造成的不文明后果。从社会层面来看,这个就突出了国家的框架,前三个方面都是在国家层面以内,从社会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如何对市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个人认为,市民社会应当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政府应当是不存在偏好的,但是我们的政府机关存在大量的利益偏好,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不存在偏好的政府,其追求的还是公平和效率两个价值维度之门的最大化,如此说来的话,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的目标应当明确,那就是政府在社会财富分配过程当中应当起的作用和应有的定位始终要对准公平和效率两个维度之间社会利益、全民利益最大化。刚才大家所说到的种种问题,都是不是最大化,既不利于政治层面的问题解决,也不利于经济层面的问题解决,当然更妨害了文化层面的问题的解决。所以全民焦虑,我们才有了今天的会议。

这个会议在06年十月份西南政法大学就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与会教授基本都是在国家这个层面讨论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觉得,社会层面的社会财富公平分配问题往下再做一点点的引申,社会财富分配假如我们不以阶级斗争为逻辑起点的话,我们以人人平等为逻辑起点的话,我到认为有一套理论体系可以作为我们的思考模型,或者作为我们的分析模式,那就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创造全民民主,进入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理想,是一个无限接近前面的目标的过程。但是全民民主,这个制度无论是在现今的哪一个国家,都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普遍诉求和文明的理想。政府如果根据这一套分析模型来定位自己的责任的话,我认为在生产力上应该充分通过法律来保障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权利。第二,为先进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提供公平的社会保障,第三,在此基础上,以刚才所说的公平和效率两个维度之间的利益最大化为取向,来构建我们的上层建筑的框架,于是乎,兼顾机制、制约机制、公平机制、效率机制可能就在其中,而不是出现了效率问题,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是出现了公平问题而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医不了也治不了。最后,既然我们是法学研讨会,我个人认为法律规范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直接的最有效的手段,各国的法治实践是如此,我们当下的功力效果也能解决实证。说道法律,很多法学家是在宪法框架下来讨论问题,而根据我们国家的宪法,有这么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于是又回到了社会经济国家层面下的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因此,我在这提出我个人的一个视角,我们要从立法论的层面,而不是解释论的层面来思考法律对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基础建设性作用,我抛砖引玉就说到这,谢谢大家。

 

    第二单元  自由发言阶段    会议主题:政府在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中的责任

主持人陈正华(天津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第一单元的发言都比较积极踊跃,希望大家这个单元大家也多发言

张培尧(天津师范大学):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讲一个相对具体一点的问题,针对国有企业的分红纳入国家的公共财政从法学方面进行研究。常识是谁投资谁收益,那么我们现在好多的政府官员也好,考查国有企业,往往从税收方面来看,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它另外一个身份。作为国有企业来讲,是国家的钱投入的。应当关注国有企业怎样体现利润、红利惠及全民。税收也是惠及全民的,我对这个不是完全赞同。

我这有一个数据,从01年到08年,国有企业总利润是4.92万亿,而接下来的09年是1.3万亿,10年是1.99万亿,11年是2.26万亿,这个年均增长达到30%左右。那么多的钱究竟去那里了?针对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的利润分红,在1978年全部交财政,占到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78年到94年之间,我国实行利润留存的政策,一部分交财政,一部分留给企业自己;94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改革——利改税,我们的国有企业不再向财政交利润和红利,而采用税收的方式;到2007年,央企、国有企业经营好转,经济学家开始提出利润分配问题,国有企业重新上缴利润和红利。我们在了解了背景之后,我从经济法的角度来阐述下国有企业怎么分,分给谁,涉及到几个主体,是国家(所有者),人大(代表),政府(出资人代表),企业自己。政府是个保管人,严格说不是法学上的代理问题,代理的责任归委托人,国有企业适用是不合理的,经济学主要解决的是代理成本问题,我认为政府对国有资本的关系是一种信托关系,政府对全面要承担信托责任。

国外有的立法例直接把红利分给大家,对我国来说不适用。我把国企分为垄断型的和非垄断型的国企。垄断型的又包括自然资源型的垄断、行政型的垄断。对自然资源型的垄断企业,红利应毫无保留的交国家的,行政垄断的绝大部分也应当直接惠及全民;对竞争型的要理性一点,要把红利留一部分在企业内部,留一个后备或风险的基金,除去这一部分按照一定的比例再上交财政。这样划分比较实际一点。

我也搜集了一些资料,国外的国有企业分多少的问题。多数情况下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交这个也有用途的限制,美国20%的上交成立州一级的全面基金,有一些直接上交财政部门。

最后我总结下自己的观点,对国企的分红,不应当一刀切,应当分行业比较合适一些,分为垄断型、竞争型的。竞争型领域中,国有企业应当退出的,不能与民争利,垄断型行业还有存在的必要。从国务院新近发的一个文件中可以看出,对国有企业,是先由国资委进行审核,然后再由财政部进行复审。国资委主任说过一段话,刚开始全部的红利利润是由企业做决定,现在交给政府,政府还要划拨,进行国有企业布局、职工安置等,这些成本是越来越少的。根据不同的行业,应当是国资委来进行催缴、审核,报财政部复核,列入我国的公共财政。回归到公共财政是最为核心的途径。当然,这部分钱怎么用,应当设专项基金,真正让全民享受到利益。谢谢大家!

主持人陈正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发言。

高巍(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研究生):

我的论文题目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的金融法路径研究》,对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从税收方面来说,对高收入群体,税收幅度提高,深思一下,政策并没有主动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或者财政支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发放,国家的政策都是一些被动的政策,如何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主动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首先,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定位有点不太科学,既然是收入分配改革,就不能和社会保障体系融为一谈,社会保障体系是对没有收入的群体的扶持,收入分配改革是对有收入的群体的调整。结合国际、国内的标准,包括见习期、实习期的人员、部分灵活就业人员、依靠传统种植的人员、建筑业及部分服务业的人员等,这个群体的特点是大多通过体力劳动。提高收入水平按劳资分配是一个方面,多种收入分配方式并存,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工资的话,并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投资方面也应当关注,应当从金融方面进行切入,拓宽收入渠道。基于我国的现状,比如信贷权,个人的信贷非常严格,从公司方面来说,民营企业占70%,贷款占20%,小企业占5%,企业的成本高,会最大程度的减少工人的工资。国有企业的贷款很多都发放福利了,通过税收无法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因此,要引入民生金融理念。发达国家的金融包容性比较好,我国的金融管制比较严格,金融就是为了维持稳定、发展经济,并没有惠及民生,承担社会责任。从经济法上来说就是保护弱势群体、社会权和发展权。我国在金融管制中体现为对哪些人贷款,怎样进行审查,我国大部分的农民通过投资增加收入是不可能的。

微型金融在日本和韩国发展的比较好,金融包容性在印度体现的比较好。在我国,对一些项目,让民间资本介入,让更多的人有渠道进行投资。我国目前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着眼点是工资方面,途径是通过财政税收的方式,效果不是很好,没有主动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付大学(天津职业大学):我是天津职业大学的付大学,我们经济法对社会收入财富分配的最为核心的部门法是财税法,都是直接调整收入分配的法律,那么在调整中怎么规范政府的行为,比如从公共产品提供的角度来说,政府是不是钱越多越好?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政府也是利益主体,也有偏好,纳税人可能没有享受到,今天我想谈谈财政超收的问题,对我们公民来说是不公平的。我认为政府应尽量避免大幅的财政超收的问题,这里有一个数据,中央10年超收4410亿、2011年是5446亿,这样大幅度的一个超收,我们在座的纳税人也贡献的一部分力量。地方超收的数额比中央还要大,这对纳税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最终大幅超收的危害是国富民穷。因为国家的财产在一定的时期是一个恒值,国家占有的多,那么国民占有的就少。那么更为理想的状况应当是国富民强。其实是对国民财产的一个掠夺。超收违背了我国税收法定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执行的非常不好。税收怎么收,花在哪里,都应当由议会来决定,我国的人大起到的作用非常弱。对预算草案的批准就是一个程序性的东西。超预算的那部分钱根本没有纳入到人大监督的范围。

下面分析下财政超收的原因:第一是预算法对超收没有限制性的规定;第二是预算调整的不合理,财政超收没有纳入到预算调整的范围之内。最后我阐述下针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首先要增加大幅增收的禁止性的规定,规定一个比例,超出比例的政府要承担责任;其次要完善人大对预算的监督,特别是预算执行、财政支出等方面的监督。政府采购想投诉的话只能是供应商,利害关系人也不投诉,显然不公平。谢谢大家!

主持人孙学亮(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教授):

应该说年会确定的这个议题很有价值,收入分配是当下社会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说它是热点呢,它关乎千家万户的利益,关乎到每一个的利益,同时呢也是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低收入者关心什么时候涨工资,高收入的关心开证不开征遗产税、开证不开征房产税,政府担心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对社会的稳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热点问题。说它是一个难点问题,说它难呢,为什么觉得它难呢,因为社会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众多的利益,我记得温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有一句话,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要难的多,所以说呢要想真正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这恐怕呢不是某一个法律部门所能够单纯解决的,那么我们经济法关注这个问题,应当有经济法的视角,那么刚才何老师说的一句话呢我特别有同感,从经济法关注社会收入分配的改革,我们有自己的角度,我们的角度呢,应当是为政府解决问题提出思路,那么搞法理的,搞宪法的跟多是从理论的角度去做。我们这个单元呢,可以说两位老师和同学的介入角度非常细致,特别是两位老师,师大的张老师是从国企利润应当纳入财政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应当说国企的收入分配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在关注几大巨头,按照现在法律的规定呢,上交百分之十的利润,那么其余的利润去哪里了,大家很关注。解决国企的利润问题和国企高管的薪水问题,从经济法的角度有什么具体的对策建议。职业大学的付老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今天大多人都在谈,政府或者国家在社会收入分配过程当中怎么发挥其主动作用,在此我们可能也要反思,如何防止政府的手伸的太长,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运营机制,这个呢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主持人陈正华:

对张老师的发言呢,我觉得其中有两个亮点,一个是张老师提出垄断企业的分类不同应当适用不同的红利分配方式,这个我比较认同,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对策。第二,张老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分红的决策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如果还是掌握在国有企业的手中,那么国有企业的期望肯定是少分甚至是不分。张老师的研究是很针对实际问题的,是接地气的。那么,第二位高巍同学,他谈到了很多问题,信贷权的改革和现代金融立法的一个价值倾向,没有注意到低收入群体这个现象。高巍同学的研究还是有实质研究的色彩,立论也比较新,但是在可行性论证上是不是还需要再深入一些。对于付老师的发言,他提到财税法是最直接的调整收入的中介工具,还提到现在财税法违法一个税收法定的原则,建议要完善相应的制度和监督。

我就对这个主题谈几点自己粗浅的看法,第一,在咱们主题的研究范围内,针对中国目前的实践,更重要的是要确定政府不能做什么,而不在于政府可以做什么。从改革开放到现代为止,我们从经济法的演变来看,从政府对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来看,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思潮,那么这些如果没有相应的体制的匹配,就会变成政府不断的扩充自己的权利,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督,他可以扩张到无限大。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权利的来源与监督,经济法在这块应当是给予重点的关注。第二,在政府和人大的决策者他们多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都追求自己的相关利益的最大化,利益集团的博弈在整个经济法尤其在我们所说的财富分配的过程当中博弈的很厉害,如何将这种博弈限定在理性的范围,这个是我们所要考虑的大问题。第三,从现在的政策导向来看,政府在收入分配当中紧迫的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一定要退出一般性竞争市场,不再与民争利。

 

 

                                                       记录人:王娟  郭婷

                                                       时间: 201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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